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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阳说道：“再说就不讲原则了，他俩只要回来，跟着李叔就没事了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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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晓阳不想说，我也就不再问了，因为我还记得，邓叔叔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只是说了一些工作上的安排，就被阿姨批评，这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能说，这是原则，规矩可以突破，原则不能触碰。
晓阳说道，今天，该复习基本国策了。
我看着枕头说，今天不复习了，今天喝酒了，困。
晓阳一脸坏笑地说道，这是原则问题，原则不容挑战。
第二天，实在是太困了，但昨天李叔说的话点醒了我，这发家致富是不能套搬书本的经验，那最多只是一个参考，南街村和华西村的经验那么好，县里也组织了去学习，但学习之后没有产生第三个第四个，这说明这学习是一方面，这根据自己的实际去搞创新也是一个方面，这也就是老人家讲的实事求是吧。
到了柳集、回了安平，我就去安平高粱红去找孙向东和高春梅。
这安平高粱红酒厂，本就是孙家的祖业，父亲说他小时候这孙家的酒作坊就在，算来了已经传了几代。
之前搞改造，公社让孙家的人不再插手酒厂，这换了人，产出的东西根本没法喝，要不辣的入不了喉，要不就是没有酒味，这本来都已经打算停了这酒作坊，但是群众不乐意了，十里八村的群众困了乏了就指望着高粱酒解乏，你这给他停了，这样解馋，没办法就又把孙家的人请了回来。
和其他地方的高粱酒不同，这孙家做的高粱酒虽然烈，但口感好，最关键的是喝醉了之后第二天也不上头。
到了酒厂，孙向东正安排着十多个工人搞生产，虽然现在是高粱酒厂，但是这酒厂的规模不大，算下来七七八八的房间也就是四五十间，这酒厂也就五六个农家院这么大。
见我进来，孙向东忙迎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李大站长，今天来检查啥工作。”
我说孙厂长，今天不是搞检查，也不是给乡里拿酒，是想给你聊一聊。
孙向东的媳妇高春梅已经搬来了两个马扎，这酒厂虽然有一间办公室，但是里面堆了不少的杂物，也就孙向东的媳妇高春梅在里面记记账。
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景，我说，向东，粮食这么多，咱这酒为啥是高粱酒。
孙向东说，李大站长，这以前的时候，人都吃不饱，咋会拿这救命的粮食来造酒，算下来，咱们也是从改革开放后才慢慢吃上了白面馒头。
这高粱米，是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吃的，产量大，好管理，人也可以吃，牲口也可以吃，吃不完了，就酿酒，慢慢地一辈辈地传下来，李主任，咱这酒厂到现在不容易。
向东说这个话我倒是理解，小的时候，白面馒头那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食，那个时候，说不清楚的原因，大家辛苦劳作，就是不见产粮食，一个生产队累死累活地干上一年，每家每户才分一两百斤的粮食，这没有东西吃怎么办，好在当时推广了红薯的种植，每家每户把红薯切片晾干，就是吃这红薯干。
红薯干淀粉少，吃了之后不到下一顿吃饭的时间，就又饿得眼冒金星。
向东这样说，我反倒觉得自己这问题实在有些傻，就好比不食人间烟火一般。
我说，向东大哥，以后你别喊什么李大站长了，这听起来生分，我比你小，以后你就叫我朝阳，我就喊你大哥，这样听着多亲切。
孙向东咧嘴一笑，说道，那可不成，你是管理这酒厂的父母官，我虽然长你几岁，但是这规矩不能乱了。
听到孙向东说着规矩这个词，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阿姨说的一句话，你们这年纪轻轻，还挺保守，这改革开放，关键在解放思想。
我们从小就已经被禁锢在这规矩之中，我们生长的环境也是处处有着规矩。
阿姨说得真的太对了，没有思想上的突破，怎么会有怎么敢有行动上的落实，看来这向东和从前的我一样，思想可能有些保守。
我试探着问道，向东，有没有考虑过，把咱这酒厂做大，搞成一个大酒厂。
向东摸了摸头，坐在马扎上，用脚在地上胡乱地画着。
说道，李大站长，我从出生就泡在这高粱坛子里，从小喝这高粱酒就和喝水一样，这高粱酒厂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三十多年了吧，就是这个模样，你说把它搞成酒厂，咋搞？咱现在的产量就这么大，一年也就是卖这么多酒，咱该交给乡上的一分不少，咱该发的工资一分不欠，咱这样多好呀，搞大酒厂，我可不会。
听着向东说到规矩这个词，我就知道这孙向东不会轻易地点这个头，换位思考，我如果是孙向东，也不会答应，现在确实挺好，守着这个小作坊，当着这个小厂长，自己的媳妇还管着厂里的账，在这十里八乡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谁家有个婚丧嫁娶，都离不了这高粱酒。
这酒厂确实也很特殊，离了人家孙家的人，确实就搞不出来酒。
别说我这个小小的企管站站长，除了这分管的副乡长和张叔，这孙向东完全可以不顾及我们这些人的情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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