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九十年代，那个时候打工还并未成为潮流，农民工还是那个时候村里少数胆子大的人会去尝试，安土重迁的父老乡亲犹如井底之蛙，听着收音机里介绍着小村外面的新鲜事。
倒是一批上了学的女孩犹如破茧而出的蝴蝶，尝试着到东南沿海去做打工妹。
包产到户之后，你糊弄地，地就糊弄你。
再不像以前吃大锅饭的时候出工不出力了。
大多数乡亲，一年四季就把使不完的力气用在了庄稼地里。
地翻了一遍又一遍，草锄了一颗又一颗，幻想着用一颗颗豆大的汗珠，去换一粒粒豆大的粮食。
就是靠着这股子干劲，分产到户后的几年时间，加上化肥的使用，粮食实现了年年增产。
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，大锅饭你也干我也干，实际上是你也看我也看。
勤劳朴实的乡亲顿顿吃上了白面馒头，解决了温饱，白天可以去庄稼地里挥洒汗水，晚上的时候，老少爷们却没有多少娱乐活动。
计划生育管得又严，晚上的时间总要打发。
二叔瞅准了这个机会，利用自己的代销点，在自己的院子里另起了七八张的桌子，就搞起了麻将摊，据母亲讲不少闲汉都是早早地吃饭排队等着上桌。
我们知道后，还是让二叔不要挣这个钱，毕竟违法的事。
二叔口头答应，但实际上又换了地方，找了村里的一家五保户，收拾了房子，改造成了窝点。
这前两天就被人举报，就被派所的人扣了，连带着七八副的麻将全部被收了。
据说当时派出的人全部出动，把一屋子堵在了里面，来了一个瓮中捉鳖，二三十个人一个没跑，当时没收的钱，就高达五位数。
后来老卫发了话，组织的带走、参与的五百、当观众的两百，大家乖乖地交了罚款。
但是二叔作为组织者已经被关了几天。
芳芳本是砖厂的会计，后来党政办没人，就把芳芳调过来担任了副主任，芳芳和二哥正在处对象，所以在情感上我们很亲近。
听到我说不把二叔放出来，芳芳一下坐在了我的长条凳子上，道：“我的李大书记，我可能闯祸了，我以为二叔在派所关几天就放出来了，以前砖厂的几个人打牌，交了罚款就出来了”
。
我也知道芳芳那天为我解围，可能给二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忙说道：“二叔不一样，是组织者，我问了，可能要劳动改造，具体时间还不知道，要县局研究才行”
。
芳芳一脸为难地道：“朝阳，我是不是给你惹祸了，我看那天二婶和大叔，回家高兴得不得了，我给他们说，有你在这又是多大个事，过两天二叔就出去了”
。
听着芳芳这么说，我心中也是一阵的无奈，在老家人看来，我这个乡大院的三把手，在安平就算天大的事，我也可以学女娲补天把事圆过去，但是事实上只有自己心里清楚，违反原则的事，一个是不能干，二个是不敢干。
日常算下来，力所能及的事倒是没少干，帮李举人庄的乡亲带个什么要填的表，乡大院里遇到了留下吃个饭，在交公粮的时候给粮所的几个人打声招呼，这些确实都干过。
我搓了搓脸，说道：芳芳啊，咱们要想办法，把这事给二婶说过去，不然的话，没法给家里交代。
我们这边说着话，父亲和二婶一人一辆自行车，又去了派所。
派所的人自然知道来人是我的父亲，满面笑容地请到了办公室，二婶道：“同志，我们家当家的什么时候放出来”
。
这公案道：“大婶子，家里人没给说吗？现在我们网开一面，罚款就不罚了，但是人过几天就要送去劳动改造了”
。
父亲道：“对对、我们回家让他好好地劳动，好好地改造，以后再也不干这事了”
。
接待的同志看父亲没有明白意思，就又解说道：“大叔，不是回家劳动，说简单点，就是上级把他关起来接受劳动。
你可以理解为蹲大狱吧”
。
父亲听到之后，如五雷轰顶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老总，俺家老三是李朝阳，您看这都没有外人，他没给你们打招呼？”
公安道：“大叔，正是李书记点了头，我们才抓的人，如果不是李书记，您家少说还要交这个数的罚款”
。
说着伸出了一个巴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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